董其昌《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的书法艺术管窥
信息来源： 中国徐霞客
作者： 夏国贤
董其昌（1555—1637）明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官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书法从颜真卿入手，后改学虞世南，又觉唐书不如魏、晋，转学锺繇、王羲之，并参以李邕、徐浩、杨凝式等笔意，自谓于率易（意）中得秀色，其分行布白，疏宕秀逸，甚具特色，对明末清初的书坛影响很大。擅山水画，学董源、巨然及黄公望、倪瓒，讲究笔致墨韵，画格清润明秀为其特色。画论上标榜“士气”，把古代山水画家比喻佛教宗派，划分为“南北宗”，并推崇“南宗”为文人画正脉，形成崇“南”贬“北”的偏见，此说滋蔓晚明以后的画坛。但也主张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给后来论画产生积极影响。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
董其昌自谓“性好书”，“无日不执笔”，“吾书因生得秀色”，书法秀逸清新，因康熙皇帝偏爱其书法，亲临手摹，时有追逐功利者以写董书为求仕捷径。上行下效，其书风影响颇大。董氏字好，如日中天，但在当初却是被逼出来的。据董其昌所撰《画禅室随笔》云：“余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以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发愤临池矣。”董其昌习书原因并非对书法本身发生兴趣，而是在松江府会试时，本来按试卷的文才论，可名列第一，但因字写得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而将字写得好文章并不如他的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董其昌受到刺激，才发愤习书。董其昌的习书路径如其所涚：“初师颜平原（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锺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笔者研习董其昌书法多年，披览其原作和印影件亦夥，了解到董其昌学前人法书几乎对明以前包括魏晋时的锺（繇）王（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李北海（邕）、徐浩、怀素，五代的杨凝式到宋代的苏（轼）、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等等都有涉临，“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在小楷，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书行世也。”（董其昌语）终因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博采众家而成为一代大书家。
我们再来看董其昌书写在“晴山堂”的墓志铭。从铭文落款上的“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礼部尚书前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实录纂修副总裁经筵讲官”诸多衔头看，该铭文可以断定为董氏晚年之作。
董其昌于天启五年拜南京礼部尚书（1625，时年71岁）；次年（1926）辞官还乡；越明年（1627）与陈继儒（1558—1639，明文学家、书画家，字仲醇，号眉公、糜公，与董其昌同乡，且相友善）游太仓、苏州一带；崇祯元年（1628）居江南。董氏曾到江阴造访隐居毗山的东林党人缪昌期的业师、才高学博的夏树芳，并为夏树芳题写《毗山读书图》，诗云：“毗山把酒和陶诗，千载柴桑是尔师。敢道柴桑输一著，出山何似在山时？”对夏树芳的隐逸生活表达了倾羡之意。董与陈为至交，往来甚密，早在天启甲子年（1624）五月，陈继儒经友人王畸海介绍，与徐霞客相识，并为霞客所请，撰书《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是叙记录并盛赞徐霞客：“余尝纂奇男子传数卷。每恨今人去古人太远，为嘅叹久之。……君（指徐霞客）实内腴、多胆骨，磊落嵯峨。酷好异人异书与奇山水，诗文沉雄典丽，而不屑谒豪贵，博名高，此畸海先生乐为之友，而余欲列之奇男子传中者也。”不难想象，徐霞客请陈继儒推介，复请与陈继儒相友好的董其昌撰书《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而董氏对江阴人文存有好感，且徐霞客父子亦为隐士，故未加推却欣然命笔自在情理之中。撰书时间则在崇祯元年（1628）前后，时董其昌74岁左右。
分析董其昌书写的《墓志铭》，我们大致可以窥见董氏书法所具有的特色：其一，注重传统，师法古人。“学书不从临古学，必堕恶道。”（董其昌语）这是董其昌积数十年学书经验所产生的感想，也是对有志于学习书法者的忠告。可以看出，这篇行草书铭文，其书径取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怀素、杨凝式、苏轼、米芾等，融各家的“形模”、“形骸”（结体），“规模”、“格辙”（精神、气度、格局）为一体，并不着意于某家某派，而是参以己意，“吾学书三十年，悟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处耳”，成就为董氏自家风貌。其二，平淡萧散，意蕴高远。这是董其昌从长期累积的临古经验中体认的一种境界，“非学可及”，是一种人格精神的表现。《明史·文苑传》评论董其昌：“性和易，通禅理，萧散吐纳，终日无俗语。”这不仅是对董其昌的人的传真写照，而且与其书法艺术的境界相默契，或可作为对其书法艺术的评定——“性和易”的表露，包括书法中透出的“通禅理”的禅意，以及“萧散吐纳，终日无俗语”的董氏自认为书法气息要高于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谥号“文敏”。吴兴人。元代著名书画家，绘画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书法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草著称于世）的地方，“吾书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指赵书太熟，太熟则俗）。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董其昌语）这种秀润平淡风格不是浅薄和贫乏，而是包含和凝结着“中膏、实美、茂实、华丽”，达到“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为平淡，绚烂之极。”（苏轼语）等内在意韵的艺术境界。其三，运笔精当，点画精美。此铭文书法的运笔宛转曲折，沉着收束，笔法多变，通篇点画无一病笔，真可谓精当精美。且用笔内擫外拓并施，气脉贯通畅达，笔势虚和劲利，潇洒秀逸，是“率意”和“作意”书法的中和，即在以性情表露注重生气，与自觉安排注重熟练相融合的状态下书写的佳作，也是萧散错落之致的晚年书风写照。正如明代书论家何三畏所说“（董书）以有意成风，以无意取态，天真烂漫，而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之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
无庸讳言，作为董其昌又一杰出的行草书作品《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是董氏全部文化素养与人格的一种折射，扩而言之，也是时代性格的某种折射。而对于现今举世浮燥，俗尘浸淫的时代来说，董其昌崇尚的淡雅虚和，秀逸萧散的书法艺术审美理想尽管令人神往，却已无法恢复。因为，这种理想境界构成的基础已经失却，也就是艺术家主体与自然造化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我们可以从董其昌艺术思想本身，及其艺术实践中所包含的诸多经典和范式，从其所产生的保守因素和艺术实践中的消极方面去寻求启发，总结规律，这对于当代书法在面向时代、开拓未来中探求新的生命、新的活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系江南大学书画研究所研究员，无锡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无锡市国画院副院长，江阴市书画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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